他回到故乡，花了三年时光，将一栋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已经破败不堪的祖屋修缮成一座书院。他生怕故乡的风情流失在岁月的长河里，又花了五年时光，写了《坪上村传》，作为永久的传承与忆念。

该作于2018年在《十月》杂志发表，之后又数易其稿，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 编者按

                   顺生商号

彭跋去世后十年，他的弟弟彭豪也去世了。坪上村的人都说，村上命最苦的是彭跋，命最好的是彭豪，共娘胞胎的兄弟，命却相差万里。

我的老祖父彭豪，他这一辈子在村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谜。

十八岁上，他一根扁担，挑着坪上村的棉布和麻布，翻山越岭走三天两夜翻过幕阜山、九公岭到汉口，然后又是三天两夜，从汉口挑一担洋布洋纱回到坪上。年头到年尾，鲁身气壮的老祖父就是这样永远不知疲倦地扛着一条扁担往返于崇山峻岭之间。

他开始是一个人跑，后来便请一个伙计一路跑，再后来请三五个伙计跑，再再后来，他不跑脚货了，他的货用船装着从长江进洞庭湖，再从洞庭湖进汨罗江，逆汨罗江进到铁匠堪下货，然后用土推车推着这些货经中县坪、小田、横江，走二十五里旱路到坪上。一船货下来，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土推车队，像蚂蚁牵线样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吱呀吱呀”地叫上三天三夜才能将那一船货推完。

他就这样，像吹气球一样，将生意越做越大。从纱花生意到茶行、药号、南杂、斋房、糟房、屠凳房、染铺，他几乎将所有的生意都做遍了。“顺生”商号继而在县城、在长沙、在汉口都有了自己的商号。

关于老祖父的神秘发迹，广为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他在汉口歇脚的那家旅店，不光开了旅店，还在楼下开了赌场。那一回，我的老祖父挑着二百斤棉布长途跋涉三百余里到达旅店之后，吃过晚饭倒头便睡，楼下赌场里热火朝天的喧嚣一点都不耽误他睡觉。

那一宝，押得太沉，以至于在场子上的人谁也不敢开宝了。于是，有人便在楼下大声喊：“彭老板，这一宝在场子上的人都不买，你要不要买？”

正在睡梦中的老祖父以为是买洋纱布，他回答说：“别人不要我要，买了。”

说完他又睡踏实了。

楼下人等了半天没见他下去，店家便上楼来喊，他将老祖父推醒：“请你到楼下去接货。”

“接什么货呀？”他睡得云里雾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店家说：“你刚才不是买下了这一宝么，等着你去开宝。你若买中了，这一宝可是不得了呀！”

我老祖父惊愕了：“我刚才是在做梦呀，以为是在买洋布呢。”

店家说：“这样的玩笑开不得，这可是在江湖上！”

我老祖父沉默了片刻，然后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我不反悔！”

这四个字落地有声。

老祖父背着那袋随身缠在腰上睡的银元随店家一道下了楼。他想，这一回命中注定要亏得血本无归了。但他必须面对。

众目之下，他随店家走到了场子中央，他的神情肃然，目光如剑。他提着那一袋银元，沉重地甩在门板上，落地有声。

就是这沉沉的一甩，他将那个灌了铅的骰子甩转过来了。

老祖父说：“开宝。”

宝开了，在场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了……

我老祖父买中了！

店家拿来一条麻袋，帮着老祖父将这满桌子的银元一一装进了麻袋。

于是，场子散了。

这时的店家，神情凝重地对老祖父说：“彭老板，恭喜你得了这笔飞来之财。可我又替你担心，只怕你走不出这汉口城。黑道上的事情，说不清楚。”

老祖父胸有成竹地说：“我不怕，我会大摇大摆地用这些钱进货，大摇大摆回去。”

店家眼睛一亮：“彭老板，你有这么大的牛皮么？”

老祖父说：“店家，明天一早，你帮我去找一个人，他是我五服之内的堂兄，带着兵驻扎在汉阳码头上。”

店家说：“我一定帮你去找。”

老祖父说：“在你回来之前，我不会出门。”

天一亮，店家便到汉阳码头去了。

老祖父打发店家去找的这个人叫彭和宇，他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坪上村头一个大官。村里常常有人去问彭和宇的母亲英干娘：“你的儿子，到底在外边当了多大一个官？”

英干娘总是笑着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当了多大的官，反正只比蒋介石矮这么多。”她用手比画一下，大概就是一寸高矮的样子。那么，比蒋介石矮一寸的官，到底又是多大的官呢！村里人还是搞不清他是多大的官。

中午时分，店家便领着彭和宇来了。老祖父抱着这位堂兄，一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彭和宇说：“我派三十条枪陪你在这汉口街上进货，然后送你回家，够不够？”

老祖父说：“够了，够了，有得一条枪就吓死个把人呀！”

于是，三十个枪兵，陪着老祖父大摇大摆地在汉口进了三天货，又大摇大摆将这些货在汉口码头装上船。开船时，堂兄彭和宇还特地赶到码头上送行。他紧紧握着老祖父的手说：“这三十条枪，一直护送你到家。”

老祖父说：“兄弟，这兵荒马乱年月，你多保重。下回进货，我再来看你，我给你从村里带腊肉，带腊八豆，带盐酸菜，带火焙鱼，带霉豆腐和辣椒酱。”

老祖父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四十余年。下次当他再到汉口进货时，彭和宇的队伍已经开拔了。再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彭和宇改名彭启戈，意为启动金戈，奋起反抗。他率领他的部队曾在长沙大会战中英勇顽强，屡建奇功。我的老祖父多次亲自率领店里的伙计们，将酒肉和粮食用土推车排成队推到前线去犒劳将士们，却因战事太紧，始终没能见上这位堂兄一面。1949年，彭启戈在西南率部起义，成为了解放军的一名少将，1967年却又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后押解黑龙江劳改。1973年刑满释放后，他回过一次魂牵梦萦的坪上。我的老祖父见到这位阔别四十多年的堂兄时，两个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竟是抱头长哭。

我老祖父在世时，很多人曾经去问过他，你在汉口赌场上那一宝开出来，到底赢了多少银元？那一船货到底进了多少匹洋布？

村里人问起这些事，老祖父总是笑而不答。他从不承认有这么回事，但也从不否认没有这么回事。他就是那样，永远面带微笑行走在村庄上。日子红火的时候是这样，后来日子不好了也是这样。

他在每一个日子都早起，年轻时是这样，老了也是这样。在村里不论碰见了谁，第一句话总是说：这天气，好哪！

天晴这么说，下雨下雪也这么说。

似乎，每一个日子对于他来说都是好天气。

老祖父固执地认为，凡是上苍所赐予的日子，无论阴晴雨雪，都是好日子。

其实，在他所有面带微笑的日子里，隐藏着太多太多的苦愁。

1938年，对于老祖父来讲，无疑是一个黑色的年份。那一年日本人来了，当日军的战车攻克岳阳，穿越幕阜山，不出三日便进入坪上村时，老祖父慌忙中决定带领一家老小躲进离家三十多里远的深山老林里去，那里是祖母的娘家。

老祖父亲自将细软藏进了一道夹墙里，藏不进去的便收拾成了十六个担子。老祖父率领着一家老少，伙计们挑着这些用油布包扎得严严实实的担子，趁着夜色悄悄离开了坪上村。

老祖父没有算计到的是才走出三里地，便被一路蒙面的劫匪拦住了，那个为首的走过来对着老祖父冷冷地说：“人可以走，把东西留下。”

于是，老祖父二话没说，朝大家挥了挥手，十分平静地说：“把担子放下，走人。”

老祖母和祖母还想到挑子里去翻几件换洗的衣衫出来，却被老祖父制止了。他就那样把东西留下，带着一家老少若无其事地走了。

转过一道山弯，老祖母和祖母嘤嘤地哭了起来。因为，那留下来的十六担东西，毕竟是全部的家当。

老祖父却对她们说：“不要哭，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祖父纳闷了半天说：“这到底是哪一路人马呀？”

老祖父说：“不要打听，你随他是哪一路人马。”

他们就那样头也没回地走了。

一个多月后，当老祖父带着一家老少从深山老林里回到坪上村时，家里已经被洗劫一空，就连那道藏细软的夹墙也被挖开了……谁知道是被日本人挖了，还是地方人挖走了呢？

这还似乎只是开头。两个月后的1938年11月，长沙大火，老祖父在长沙南门口的商行一夜之间便化为了灰烬。三个月以前，日本人的一颗炸弹，早已经将老祖父设立在汉口的商行炸了个底朝天。红极一时的大商号——“顺生”，不复存在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老祖父已经是坪上村的赤贫户，全家老少十六口人吃茶饭，餐餐只有半升米下锅，全靠红薯丝和野菜充饥。

土地改革时，村里那些有田有钱的地主、土豪，有的拖到水南村的河滩上吃了枪子，有的被五花大绑批斗得死去活来。

而老祖父却被划为贫下中农成分，他的子孙该分田的分了田，该参加工作的参加了工作。

村里好多人都说，要不是日本人来了，村里第一个被拖到水南村的河滩上去吃红炮子的就是他。

五根说，他给我老祖父排过八字算过命，他年轻时一连走了三条茅火运，像茅火一样，烧起来旺得不得了，来得快，去得也快。财来财去，这是命中注定。

然而，窑匠郑石贵却认为，我老祖父就是命好，他该发财的时候发了大财，该穷的时候穷得滴血。

老祖父只生了我祖父一根独苗，按道理，老祖父在他生意做得那么红火的时节，应该送独生儿子读很多很多的书。然而，他却没有像周万山他们那样将儿子送武汉去读大学，又送到日本去留洋。他仅仅送儿子在村里读了三年私塾，便让他在药房里学徒，后来又到茶行里学徒。

后来，祖父凭着这两门手艺受益终生。新中国成立后，供销社设在深山里的那些茶叶收购站，特别需要看茶的里手，一到收购季节，便必须将我祖父请去。他抓一把红茶叶看看、闻闻，泡上一碗，再看看汤色，再闻闻香味，喝上一小口，便能准确无误地定出茶叶的三等九级。

他在药房里学会的制药，摞皮接骨，跌打损伤，后来成为了终生的业余爱好，一有了闲暇的时光，他便跑到山里去挖草药，自己炮制，给四邻乡亲治病疗伤，他的一生，深受乡邻的爱戴。

而周万山、彭文斋他们那些子女，送到外面读了一肚子书回来，后来划的划了右派分子，打的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后来下放回村，被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斗得死去活来，打得皮破骨断……

我的祖父忙时在山里看茶，闲时在乡中挖草药给人看病接骨头，过着一份十分宁静的日子之余，还养育了一大群子孙。我的祖母生下了十五胎，最后养活了四男三女。这七个子女中，他们又多的生下九个，最少的也生了四个，这便使得我的老祖父常常笑得合不拢嘴。他在每一个日子都说是好天气，这恐怕与他的子孙旺盛地繁衍不无关系。

老祖父虽然子孙层层，但他的晚年却过得十分拮据，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的农村，没有油吃，买不起盐，吃不饱饭是十分普遍的事。

而老祖父不光要吃饭，还好一口酒，吃肉喝酒在那个年代是不敢奢望的事情。老祖父为了不给子孙添麻烦，他对祖父说，你每年给我两担谷，别的你都不管了，我自己去另起炉灶。

一年两担谷显然是空了一多半，怎么办呢？老祖父虽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仍起早贪黑到山边上、河滩上去开荒，开了荒之后种上红薯、土豆，还有小麦和黄豆。红薯和土豆拌进饭里吃，肚子也就填饱了。麦子和黄豆呢？他用来兑酒喝。他将豆子打成豆腐，然后挑着豆腐在村里兑豆子，兑了豆子回来又打成豆腐。小麦也同样如此，磨成粉，加工成面条，再挑出去，兑换成麦子，然后又做成面条……后来，他还喂养了一群鸡，鸡生了蛋之后，孵成小鸡，然后贩到村里去。在那个极端的年月里，他就这样鼓捣着，居然每天能喝上二两酒。

当然，那个年月如果别人到山边河滩开荒种杂粮，贩卖豆腐、面条、小鸡，肯定要被抓去挨批斗的，因为这被叫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用无产阶级铁的手腕把它割去。

但我老祖父作为一个八十多岁的德高望重的老贫下中农，村上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去了。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坪上村饿死过不少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死得多。

老祖父却从来不说毛主席的半句坏话，他也不允许自己的子孙后代说毛主席的坏话，他总是说：“毛主席好，毛主席手上的江山是铁桶江山。”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老祖父对于日本人的恨是刻骨铭心的恨，那些兵荒马乱、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日子在他的心里是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

毛主席去世的时候，老祖父哭得很伤心，他说他和毛主席是同年，应该走的是他，而不应该是毛主席。

在毛主席去世十年之后，我的老祖父才走，那时农村的田土早已分到了户，而且各家各户都可以自由做买卖了。这时老祖父挂在嘴上念叨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政策要是早来十年，我就要把我原来在汉口、长沙、岳阳的商行又重新鼓捣起来……

可惜，政策来得太迟太迟，这时的老祖父已经九十多岁了，当又一个做生意的时代到来时，他已经老得几乎走不动路了，望着别人做生意，他便在心里痒痒……

老祖父在他九十三岁的时候走了。临终前他交代了三件事。第一件事，他把我祖父一个人单独叫进房间里，把门闩死，然后掏出了一本发黄的账簿，他告诉祖父，去把这账簿烧掉，不要告诉子孙后代。

祖父拿过这本账簿一翻，眼睛都直了。这上边，多的欠到三千五千大洋，少的赊欠一匹布、几斤肉，都是地方人。

半天，祖父颤颤地说：“新中国成立后那几年，我们家十六口人过生活，餐餐是红薯丝拌野菜度日，你为什么不开口讨账呀？你常常喝不上一口酒，这里边好多人是还得起钱的呀，你何解不开口……”

老祖父说：“当初我借人家、赊人家，那是人家有难处，雪中送炭。该还的早还了，没有还的，他心里会记得‘顺生’里的好处。你去讨，不但不记得你的好处了，说不定还会惹来一身麻烦。你去把它烧了，不要让子孙后代晓得。”

于是，祖父便将这本发黄的账簿烧了。从此，谁也不知道这上边记着谁的账。

老祖父告诉祖父的第二件事：“躲日本那年，把我们家那十六担家产劫走的不是外边的劫匪，就是我们坪上本村人。”

祖父大吃一惊：“你后来是怎么知道的？”

老祖父说：“我当场就看出了破绽。”

祖父说：“你为什么不早说？那到底是谁干的？”

老祖父说：“我不会告诉你们，一个村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冤家宜解不宜结。”

祖父说：“那可是我们整个家当呀！”

老祖父说：“那些人劫了我们的家当，后来他们都置了田产，置了山场，后来他们都划了地主。后来，有的拖到水南村的河滩上吃了红炮子，有的被批斗了几十年，斗得皮破骨穿，死去活来。我们丢了家当，成了贫下中农。我们的子孙都好，参军的参军，参加工作的参加工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祖父听了，半天无语。

第三件事，老祖父交代祖父：“我咽气的时候，你要倒一口谷酒在我口里。人生一杯酒，苦也喝它，乐也喝它。”

三天后，老祖父的气息渐渐微弱去了，他斜躺在祖父的怀里，临终时，祖父倒了一小杯上好的谷酒在他口里，他的舌头动了动，吞下去了。后来便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像是睡熟了一样。

老祖父走了，那块“顺生商号”的招牌还在，它如今陈列在坪上老屋里，向人们叙说着坪上村有史以来第一家公司的过往。

作者：彭东明

责编：何晶晶

来源：坪上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