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到故乡，花了三年时光，将一栋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已经破败不堪的祖屋修缮成一座书院。他生怕故乡的风情流失在岁月的长河里，又花了五年时光，写了《坪上村传》，作为永久的传承与忆念。

该作于2018年在《十月》杂志发表，之后又数易其稿，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 编者按

                            汤 罐

就在我和祖母到祖父的收购站上去过之后的几个月，想不到母亲也调到水库上边的秋水村教书了。

本来，母亲是在离家很远的大桥公社教书，后来我弟弟出生了，母亲一个人在那里带着孩子极不方便，就向学区请求，希望能关照她调到离家近的地方教书。她原本想调回坪上村，但学区却将她安排到了秋水村。

母亲是我们家祖宗八代以来第一个吃上国家粮的人。她比父亲小三岁，还在五岁时就订了婚约。那时，老祖父的生意正做得如火如荼。我的外祖父家也是地方上的名门望族。老外祖父还中过晚清的举人。老祖父用红茶从汉口换回的洋布洋纱，没日没夜地用土推车推着货从外祖父家的门前路过时，有一个名叫邓薄的媒人上外祖父家说媒去了。

邓薄是一个在乡中算八字的先生，我的老祖母来到外祖父的村庄上走亲戚，突然发现了我母亲一双大眼珠像炭一样黑，她便请邓薄给母亲算了一个八字。邓薄排完八字之后，只说了一句话：“这是横十里竖十里最好的一张八字。她会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

于是，老祖母当即便请了邓薄上门说媒。两家大人一拍即合，就定下了这门亲事。

然而，到了1948年冬天，父亲和母亲要成婚的时候，老祖父家境破落，已是一贫如洗。而外祖父家却还养着半个长工，依旧过着殷实的富裕生活。

这个时候，母亲无疑不愿意嫁过去了，“听说那人家十六个人过生活，餐餐半升米下锅，全靠着蒿头野菜填肚子，你们还要将我嫁过去，你们是想饿死我呀！”当母亲直言不讳地将这话说出来时，外祖父却如同听到了晴天霹雳。他颤颤悠悠地说：“不管有没有饭吃，我们做大人的喝过点头酒了，你就得去。你要是不去，我们往后在地方上行走，连狗高都没有了。”

母亲却扬言，如果硬要逼着她去，她就跳河。

事情就这样僵着。原本定了春天里成婚，却拖到了冬天。后来，外祖母说还是先见个面，要我父亲过去，看看人再说。

于是，祖母到别人家借了一件蓝布长衫，让父亲穿着去了。

父亲在外祖父家匆匆吃完一顿饭就回家了。父亲一走，外祖母说：“横十里竖十里，打起灯笼火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么好的后生了。俗话说，会选的选儿郎，不会选的选田庄……”

于是，母亲便不再说什么。

冬天里，这门婚事便成了。

这是在1949年冬天，解放了，母亲从一个属于剥削阶级——富裕中农的子女，摇身一变成了贫下中农家的儿媳妇。她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四乡八寨开批斗会写会标、刷标语都是我母亲的字。

很快，母亲便被吸收参加了土改工作队。

当地方上那些歹人、恶人都拖到水南村的河滩上枪毙之后，当地主的田土、山场、屋子、衣物都分配给了贫下中农之后，这土改工作就算是结束了。土改工作结束之后，母亲不但成了正式的国家干部，后来还担任了长田乡的妇女主任。再后来，因为她身体单薄，无法承受那个时代乡镇干部没日没夜地奔波操劳和暴风骤雨般的大批大斗，她向组织上要求，到学校去教书。

当年和我母亲一块参加工作的女干部，后来有的当了区、乡的领导，有的当了县里的领导，有的甚至还当了省里的领导，而我母亲却当了一辈子教书匠。

那时，像母亲这种有文化、能写会道，又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女干部几乎没有。有文化的人，家庭出身不好，家庭出身好的又大字不识。按道理讲，我的母亲应该有一个辉煌的前途，然而，她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教书。

年轻的时候她只是说，那个时候搞行政工作，早早夜夜，饱一餐饿一餐，生活没有规律，她的身体吃不消。到晚年她才说，那个年月搞行政工作，尽是开批斗会，动不动就将“地主富农”反剪着双手捆绑着跪在台子上，她见不得这些场面，常常做噩梦，有时甚至恶心吃不下饭。后来，才下定决心去教书。

从1960年的春天开始，坪上村家家户户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没了饭吃，家家户户的米缸都空了，生产队的保管室也没有了一粒谷。

春头上，开始大家还能吃点稀饭，用糠菜填饱肚子，再往后连稀饭都喝不上了，大家只能到野地里去挖野菜和草根吃。

1960年的春天，我母亲瘦成了皮包骨，她四处求医，谁都看不出她得了什么病，吃什么药都没效。她在讲台上讲课时，只能坐着讲，她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当所有的人都对我母亲这病感到绝望之后，我的老祖父决定送她到长沙去看病。

坪上村有一个名叫细妹子的人住在长沙城里。细妹子是在十多年前逃婚逃离坪上村的。她流落到长沙后，在过湘江的渡船时，看中了那个老实憨厚的船老大，后来她便和那个船老大结了婚，在长沙落脚生根了。

坪上村人凡是到长沙去，都会去找细妹子。细妹子呢，凡是坪上村人去了，她都当作娘家人看。新中国成立后，苦大仇深的细妹子当上了长沙南门口街道居委会的负责人。她的丈夫船老大成了轮船公司的轮船司机。

我的老祖父送我母亲到长沙看病，无疑也就住在了细妹子的家里。细妹子接着他们，十分高兴。她说：“你们到医院看病，住就住在我家里，正好我家没人到食堂打饭，我妈一双小脚走不动路，两个小孩又太小。”

于是，老祖父将我妈交给细妹子，便放心地回坪上了。

我妈第二天上午便到湖南最好的医院湘雅医院去看了病。医生给她做过检查后说：“你各方面很好，没什么病，你是怀孕了。”

我妈目瞪口呆了。她恨自己不该在这个饿死人的时候怀孕。我妈怀上的就是我，我从娘肚子里开始，便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我出生后我妈连饭都没的吃，哪里还有奶水喂给我，后来等到我上学时，我念到小学第五册书还没看到过课本。从小学到初中，一没学过拼音，二没学过英语。除了学语文和算术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学工、学农、学军。后来，我初中肄业考到县城的文工团去当小演员谋生。这时，却又时兴讲究要文凭，没有文凭的人，提拔、找对象都困难。从娘肚子里开始，我一步一步全都踏空在时代的节奏中。

我妈目瞪口呆半天后对医生说：“医生，你还没有给我开方子。”

医生说：“你回去想办法弄点粮食，把肚子填饱，药方子就不用开了。”

我妈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回到南门口细妹子家，她管细妹子叫细姑。

细姑问她：“看了病么？”

我妈说：“看了。”

“开了药么？”

“没开。”

细姑惊疑地问：“看了病怎么不开药？”

我妈告诉她，是怀孕了，医生说不用开药，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

细姑说：“这太好了，你就住在我这里，我包你餐餐有饱饭吃。”

我妈说：“细姑我不能住你这里，给你增添太多的麻烦，我得赶紧回去，这年头，哪家还有余粮剩米呀！”

细姑说：“不是你麻烦我，是我要麻烦你帮忙呀！我在街道食堂里负责，我妈一双三寸小脚，两个孩子太小，都不能去打饭，我家老吴又长年在外跑船，家里就是没有一个打饭的人。我带饭菜回家呢，带多了又太打眼，怕人家盯着我。因此，你来了就多住一阵子，餐餐到食堂来帮我打饭。你看到我站在哪个窗口，你就在哪里排队。你要装作不认识我的，也不要和我说话，随便拿点饭菜票，我就给你打饭菜。”

我妈就在细姑家里住下了。

她一到吃饭的时候，便提着篮子穿过两条街去打饭。她看到细姑站在哪一个窗口，她便排在哪个窗口。每餐提着一篮子上好的饭菜用毛巾盖着回家。这样，不但细姑的妈妈和两个小孩餐餐能吃饱，我妈也餐餐吃得饱饱的。几天后她脸上便有了血色。

细姑的丈夫老吴每周回家一次。老吴的船还在湘江上，细姑就知道了，因为她听得出那汽笛的声音。老吴回家的日子，细姑便将最喜欢的花衬衣穿上，平常日子她是舍不得穿的。

细姑告诉我母亲，她从坪上逃婚出来后，流落在长沙的街头，今天不晓得明天的死活。一年多后，没想到在轮渡上遇见了老吴这个好人。他看上去样子凶，其实心地善良，他疼她爱她，把她当掌上明珠……

母亲头一回见到老吴，确实感到他像个土匪，满面络腮胡子，一脸横肉，不爱笑，也不爱说话，声音又粗又重。

久了才知道，他是一个和善、憨厚、极好相处的人。我母亲在他家白吃白住，他每次回来反倒首先就要感谢我母亲，说是因为有了她去打饭，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才有了饱饭吃。

我的母亲就这样绝处逢生，在这个遍野饥荒的时候遇上了这个好心的细姑，在她家里养了三个月，养得白白胖胖，挺着一个大肚子回了坪上。

母亲回到坪上一个多月后，一个凄冷的没有星月的夜里生下了我。她一看又是一个男孩，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已经有了两个哥哥，母亲的打算是再生一个女孩就不生了。然而，天不如人意，她却在如此饥饿的年月又生下一个男孩。三朝之后，母亲便打发我祖母去找主，看谁家愿意收养，她决计将我送人。

祖母走遍了三亲六眷，又走遍了坪上村所有没有男孩的人家。然而，谁家都不愿要。当母亲要祖母到外村去找主时，祖母便不干了。她说，放在亲戚家，放在本村人家，没事时还可以去看看。送到外村去，她怎么也放心不下。

母亲说：“你要是舍不得送，那就你去养。”

祖母说：“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能养成人。”

于是，从此我便偎在了祖母的怀里。

祖母用一只汤罐在火塘里煨饭给我吃。

这是一只八寸高、中间大、两头小的铜罐，平常是用来煨汤的，祖母现在将它用来给我煨饭吃，米里加一点猪油，加一点毛毛盐，将铜罐放在火塘边上煨上半天，这饭便煨成了米浆，米饭的香气便溢满一屋子。

祖母从菜园子里收工回来，便将这煨烂了的米浆一匙一匙喂给我吃。

我守着这只汤罐一天天长大。

祖母去世后，我将这只汤罐带在了身边。

这是我从老家带走的唯一一件东西。

坪上老屋修好后，我又将这只汤罐送回了坪上老屋。汤罐是祖母的，它应该属于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