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到故乡，花了三年时光，将一栋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已经破败不堪的祖屋修缮成一座书院。他生怕故乡的风情流失在岁月的长河里，又花了五年时光，写了《坪上村传》，作为永久的传承与忆念。

该作于2018年在《十月》杂志发表，之后又数易其稿，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 编者按

                瓦 桶

窑匠郑石贵将他家祖传三代的一只瓦桶送到坪上老屋里来了。这是一个做瓦的模具，用细小棕绳将一块块木板串连起来，打开是一个平面，收拢便成一个圆桶。盖在屋上的青瓦，便是用这样的模具做出来的。

现在已是多年没人烧制青瓦了，这瓦桶摆放在老屋里，便成了一样稀罕物。

窑匠郑石贵住在河湾里。

他家屋顶上的炊烟，每天总是村上头一家冒出来，天蒙蒙亮时，他就把寂静的村子吵醒。担水洗刷，忙土里田里活儿，嗬伢妹崽起床。破罐响一样的声音，飘满了大塅。

清冷的冬日，没什么事做他也要起那样早。没有事做他就像一截木头样立在院子里，看河上的水流去，像是在发呆，又像是在追忆那流逝了的日子。

他扁脸上的蒜头鼻，四季都通红，还汤汤地冒热气。极粗蛮的一双手，麻石磨子样钝厚，吃炒豌豆时，抓一大把在手板上搓搓，壳便全落了。

窑匠郑石贵家，从前是坪上村的显赫人家。他家世代都是烧窑匠，后山那一排废弃了的古窑址，依然还在透露着郑家曾经的辉煌。

石贵常对人说，郑家的窑，是众多岳州窑中的佼佼者，郑家窑烧出来的青瓷，随汨罗江水漂入洞庭湖，再从洞庭湖漂进长江……自宋代起便远销东南亚。他说，这些都是族谱里有记载的，不信你们就去翻翻郑家族谱。

窑匠在叙说郑家窑的历史时，村里的年轻人便跟他逗宝：“你郑家的窑那么有名，何解没有压过江西景德镇的窑呢？”

“你说过去江西靠近湖南的几家大寺院都是你郑家烧的青砖和琉璃瓦，那北京故宫屋顶上的琉璃瓦何解冇请你郑家去烧……”

“我懒得跟你们这些伢妹细崽耍嘴皮子，你们晓得一个卵。”这时窑匠石贵便很生气，有时甚至气得满脸通红。

秋后的一个夜晚，窑匠石贵到老屋里来找我，手里提着一个布包袱。

他说：“我让你看一样东西。”然后将布包打开，包里是一件破棉袄包着的青瓷茶壶。

他拿出来，递到我的手里。这壶造型古朴，做工精细，色泽温润，确是岳州窑中的精品。

他告诉我，这是明成化年间的货，是他上溯六代的太爹烧制的。他在给我说这些时，眼里流露着异样的光泽。

我说：“这确是一把好壶，你不要让那些走村串户四处乱窜的文物贩子收走了，留着做个念想。”

他说：“我肯定不会让贩子收走，这是祖宗留下的东西，一代一代留着作念想。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传到我这一代就再也传不下去了。”说到这里，窑匠的眼里流露出隐隐的忧伤。

我小的时候，经常到郑家的窑棚里去玩。那时的郑家窑棚，无疑是属于生产队。郑石贵和他的老父亲，长年短月就在那里做坯烧窑。

那时的郑石贵大约三十来岁，他的父亲已经六十多了，但身板骨很硬朗，仍然是一个好劳力。他们总是在极匆忙地干着手上的活儿，因为他们是按计件评工分，因此他们父子就生怕怠慢了每一寸时光。在大田里干活儿的人却恰恰相反，他们调笑着，唱着山歌，每一个人都在磨着洋工。

那时的郑家窑棚里主要是烧制烟砖和烟瓦，偶尔也做一些很粗笨的水缸、粪缸、砂罐和泥炉子。这些东西郑家父子烧制好后，便由生产队统一销往外村。

我问窑匠：“你家的窑还在烧么？”

郑石贵说：“还是搞集体时烧过的，分田到户之后就再也没烧了，现在窑都废了。”

“为什么分田到户之后就不烧了呢，你郑家完全可以自己烧呀！”

窑匠一笑：“现在都做红砖屋，烟砖烟瓦没有人要。水缸粪缸也没有销路，农村改水改厕后，都用自来水、抽水马桶。砂罐、泥炉子也没人用了，现在农村跟城里一样，用电热炉、电火锅，哪个还在家里烧火塘啊！”

我说：“你可以烧青瓷呀，烧制你祖传下来的这个绝活多好！这是宝贵的传统工艺，市场前景很好。”

窑匠连连摇着头：“这谈何容易！烧青瓷对窑的要求更高，因为窑温要达到一千多度才行。修复一口这样的老窑，要有大成本呀，我哪来的这个本钱呢？再说，就是烧出青瓷来了，谁给我销到外面去啊！”

我又问他：“你儿子学了你这门手艺没有？”

他说：“没有，两个儿子都不学。他们都在郑州那边做酱皮干子，前些年生意还可以，这两年就不行了，还亏了本。”

“那你这郑家窑的手艺，以后不就失传了？”

“是呀，这吃饭的手艺几十代传下来，传到我这里是最后一个了。”说到这里，窑匠郑石贵摇了摇头，不知是无奈还是伤感。

灯光下，我望着他的先祖制作的那把精美的壶，半天都没说话。后来，他便将这壶用破棉袄重新包起，装进了布包里。

临走时，他说：“你能帮我在外面找点事情做么？”

我说：“你都六十大几的人了，还跑到外面去做什么事啊。”

他凄然一笑：“我身体好，有气力，能做。再说，我要吃呀！”

我问他：“你到外面能干什么事呢？”

他说：“我还能挑个一百多斤，搞搬运、看大门、扫大街，干什么都行。”

“我急慢给你打听吧。”

他说：“你要放在心上，我们两家可是世交，我老祖父和你的太祖父，我祖父和你老祖父，我父亲和你祖父，三代人的结拜兄弟呀！”

我说：“我从小就听我祖母讲过。”

“你家祖宗三代都是仁义厚道人，郑家人在这地方上最佩服的就是你彭家的人。日后，下雨天没事，我来讲他们的事给你听啰！”

然后窑匠便提着他那一个装着青瓷茶壶的布包走了。他走出这栋破败的老屋时，望着他那微驼的背影，我不禁感到有些惆怅。一个方圆百十里著名的窑匠，现在却过着那么潦倒的生活。

后来，我还没来得及帮他在城里找到合适的事情做，本村在城里搞家装的三毛却给他找了一个好差事。

村坳上的三毛，每次回村，石贵就前后左右缠着他，看城里有没有事做。洗茅厕、搬垃圾、扫街……他什么都干，只要能赚活路钱。

听他说起，往往一边的人便笑。

“外边的花花世界，还有你贵叔做得的？”

“给大干部去算脚毛，嫌你太粗。”

“给女人家去打洗屁股水，嫌你太脏啦……”

深秋时，三毛果真托了信来，说在县城里给贵叔找了事，每月工资三千元，还包饭。

一个村子的人都惊疑了，个个眼睛睁得灯笼大。一月三千，还包饭。这是什么好事，他窑匠石贵叔干得了么？

郑石贵当天就匆匆上了路。

进得县城，他原以为是去基建工地上搬石担土，做气力功夫。因此他将垫肩、扁担、大布手巾一概带去了。谁晓得都用不上，三毛给他找的却是去服侍一个偏瘫的老头。

老人原来是机关里的头头，退位后，刚刚过上清闲日子，却就偏瘫了。儿女一大路，个个都有好公事。因此就只好请人来服侍。

三毛带了石贵叔到老头家里，首先便一一向他介绍。

“这是唐伯。”他指指瘫在睡椅上的老头。

“唐伯。”贵叔也跟着三毛叫一声。

老头望着贵叔，微微地笑了一下，却说不出话。

“这是唐妈。这里是老二、老三、老四、老六。还有老大和老五不在家，他们在外地工作，你往后见得着的。”三毛一口气将一屋人向他介绍完了。

“老人家好福分哪，一大路崽女。风都挡得一岸。”

于是，一屋子人便都笑了，都说贵叔有幽默感。

唐家人听三毛称他贵叔，从老到少，也就都喊他贵叔。

唐家大妈说，贵叔刚来，就先歇两天。

贵叔却不肯。吃人家饭，拿人家钱，怎好歇着。他当即就帮着洗这洗那，呼呼啦啦干开了。蒜头鼻上汗珠子一串一串冒着。

其实，在这唐家也没多少事可做。早上，帮唐伯把衣裤穿好，扶着抱着弄到睡椅上。夜里，又替他把衣和裤脱了，扶着抱着弄上床。一日喂他三餐茶饭。一夜接两回屎尿。隔个三天两天扶起放倒给擦个澡……就这些。

贵叔感到恼火的，就是唐伯脾气太大，有些难得服侍。他讲不出话，一有不如意的地方，便恶得乱撞乱踢。

有一天，贵叔给他喂着饭，才吃了两口，就不肯吃了。

“不想吃了么？”贵叔望他一阵儿，便把碗放下了。

可是，他口里却“噢噢噢”地喊着。贵叔重端起碗喂，他又死死地将嘴闭着。

“您老吃呀！这精肉里还拌了参蒸的……”

他仍是“噢噢噢”一阵，那一只还能活动的手在指指画画。

“等下再吃么？”

却也不是。他“噢噢”喊着，满脸涨得通红。贵叔只好又端了碗伸到他嘴上去。他却将头猛地转到一边去，急得一拳一拳在自己胸门上捶。

“天哟！”贵叔急得直跺脚。痴痴地端着手里的碗，不敢放下，也不敢再喂，蒜头鼻子上那汗，成串地流。

片刻，老人便抓起一把饭菜，劈头摔在了贵叔的阔脸上。紧接着又抓一把往自己的呢子大衣上搓。

“我的个活爷！何苦哟……”贵叔一边抹着自己脸上的饭菜，又赶忙去按他的手。

这时，幸好唐妈从外边回来了。见这情景，顷间老泪滂沱。忙从桌上拿了纸和笔来给他写。

原来，他是说饭和汤不该拌到一块吃。就这事。

“贵叔呀！他老头子讲不出话，火气大，您莫见怪。”唐妈抹着泪，一边赔着不是。

“我这人就是太呆……唉！”贵叔低低地垂着头。

“你贵叔受了好多苦。夜夜起来四五趟，没睡过一个好觉。”

“你大妈讲哪里去了。我又不是年轻人。到这把年纪了，夜里只要打个盹，也就足了。”

“辛苦你哟，贵叔……”

“不哇，我是在享你家的福，餐餐有酒有肉吃不完。唐家个个待我好……”

唐家人，待他确实是好。

他身上的翻毛皮鞋、毛边帽、半新不旧的棉袄，是老二送的。当初，贵叔是死活不肯要。后来老二给他讲明，这些东西都是厂里发的，他自己也没花钱。这样，贵叔才勉强受了。

礼拜天，儿媳们都回到家来，就让贵叔歇着。他们一个个忙这忙那，各自尽着孝心……

冬天过去后，村上支书老万要上城诊牙痛，马月得要去卖猪崽，长贵也要进城里看外孙，于是，他们就相约了同行。

一进城，自然就想起了贵叔。一冬天没见，有些想他了，于是，各自办完事，就约好一同去看他。

三个人，机关里转去半天，好不易才找着贵叔。骤一看，险些认不出来了。没胖，也没消瘦，却是神爽多了。脸额和蒜头鼻，都微微泛着红。头戴毛边帽，脚蹬大脑壳鞋，身上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呢子大袄……平日里那腌臜气，没了半丝踪影。

马月得眼尖，老远就认出是他。

“石贵噢——”却是颤颤悠悠一声唤。

郑石贵愣过神，看清三人，就十分激动起来。

“石贵呀，险些就没认得你出来。”

“真是，人不出门身不贵。”

贵叔抹着汗，笑着。

“石贵，你是在机关里守大门么？”

“在食堂里掌大瓢？”

贵叔连连摇头：“是在机关里服侍一个偏瘫了的老头。”

“服侍瘫子——”

都瞪圆了双眼，像是不相信。

“老头原来是在机关里当官，不晓得何解就瘫了。他儿女一大路，都在外边有好事。我这帽子、鞋子、呢子衣，就是他们送的。他们也没花钱，反正是单位上发的……老头就是火性子大，难得服侍。……喂几餐饭菜，接几趟屎尿，隔些天给抹个澡……”

贵叔讲起就没了完。

好久一阵，马月得才开口：“石贵呀，你也是六十大几的人，命好，儿孙满堂……自己还到外边来做人家的崽……”

支书老万说：“石贵呀，我还以为你是在县委大院里搞保卫，没想到你是在这里服侍瘫子，你是百十里有名的窑匠呀……”

长贵说：“唉，石贵你还是回村里去吧。你自己都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啦……”

石贵垂着头，眼里一片迷惘。

后来，他们匆匆走了。郑石贵送出去好远。

……

开春后，雨绵绵细细落着。

这一天，贵叔对唐妈说：“我要回去了。过了惊蛰就是春分，我要回去种阳春。”

“还怕就少了你这劳力，家里崽女一大路呀！”

“孩子们都在郑州做熟食回不来，俗话讲，春差日子夏差时。”石贵的脸色有点难看。

“石贵叔哇，他老头子就只服了你。前些时，请来的人是十天半月换一个……”唐妈说着，又落起泪来。

“这几月，我也没服侍好他。”

“是唐家人待你不好么？”

“哪里哟，我受你家的好处，实在太多。”

“作完阳春，还会来么？”

“只怕来不成了，这庄稼种下去，天天都要有人看管！”

唐妈疑惑地问道：“你家到底有几亩田要作种？”

贵叔说：“两亩半田。”

“两亩半田一年能打多少斤谷呢？”

“年岁好的话，一年能收三十担谷。”

“这三十担谷能卖多少钱呀？”

贵叔折着手头算了半天，“一担谷时下的价钱是120元，30担谷，便是3600元。”

唐妈说：“你回去年头到年尾种着那两亩半田才挣3600元，这农药、化肥、种子等成本还没除。你贵叔在我这里做事，包吃包住还挣3000元一个月呀，你要是嫌少，我和孩子们商量商量，再加1000元给你。”

贵叔说：“不不不，这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唐妈，我不是嫌你钱少，我是想家。”

唐家人苦苦劝留不住，也就只好让他走。

唐妈塞了一支进口洋参、两瓶茅台酒给他。

老二将一双高统套靴给了他。春头上，水田里凉，说是让他穿了这套靴下水犁田。

还有老三老四六妮子，也都塞了这桩那桩在他袋里，说是那水果那糖，就带回村里去分细伢子。

背了那有些沉重的包袱动身时，郑石贵的心里沉沉的。

回村后，郑石贵也没有什么事做，隔三岔五便到老屋里来找我聊天，讲我老祖父和他祖父的事，讲我祖父和他父亲的事，当然也还讲村庄上其他一些古旧的事。他的记性不是很好，有时，前几日讲过的，过几天又翻出来讲。

有一日，他突然对我说：“你这老屋里维修，能有什么事情照顾我做一点么？”看得出来，他从城里回来，有一种浓重的失落感。

我说：“这老屋维修，尽是翻墙爬屋顶的事，你年纪大了，加之又喜欢喝酒，这些事你搞不得。”

过了几天他又对我说：“我想在屋后搭个猪圈，搞个小养猪场，往后每年喂十几头猪，也能搞几个烟酒钱。”

我说：“你还是闲不住呀！”

他说：“我这么好的身体，闲着也是难受，做点事还痛快些。”

我说：“既然是这样，那你就喂吧。”这么好的一个窑匠，一会儿到城里去服侍偏瘫老人，一会儿鼓捣喂猪，确实使我感到惆怅。

他迟疑了一会儿说：“大侄子，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盖这样一个猪圈，还差万把块钱，你要帮帮我，秋后卖掉猪我一定还你。”

我说：“好吧，你随时来拿。”我知道，窑匠是一个老实人，再说，祖宗三代的结拜兄弟，不借也说不过去。

于是，窑匠郑石贵第二天便在他家屋后那片靠着老窑址的地方开挖了。他说他自个儿先把基础挖好打出来，等到砌墙盖顶再请匠人。

他在自家屋后的废址上挖到第二天下午，在离表层一米左右的地方，却挖出了一个锈渍斑斑的铜罐。窑匠不觉感到心里一阵“怦怦”直跳，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大铜罐里肯定有东西。于是，他将泥巴拨开，好不容易才将那个锈渍斑斑的铜盖子打开。阳光照射进去，他的眼睛傻了。他立马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周围寂寂静静没有一个人，这才将铜罐里边的东西一一掏出来：一个淡青色的八角形器皿，十个薄得能照见光的碗，二十根黄灿灿的金条……

窑匠郑石贵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精美的瓷器不是郑家窑能烧得出来的，这些瓷器造型古朴大方，瓷质细润，坯体如胴体，其釉厚而声如磬，明亮却不刺目，有“梨皮、蟹爪、芝麻花”的特点，它似玉、非玉，却胜玉……窑匠十分明确地看出，这是汝窑中的精品。

窑匠郑石贵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是祖先收藏的。他连同着自己的积蓄埋在了这座破窑的旁边，但他在哪年哪月哪一个日子，来不及交代子孙便撒手走了……

幸亏自己决计要在这破窑边上建一个猪圈，才让祖上留下的这一罐宝物重见了天日。他环顾了一下四周，依然是空无一人，他赶紧将东西放回铜罐子里，并将盖子盖严，迅速耙了一层土将它盖严实。但他的心里仍在不停地跳，他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心里乱了方寸。

他一屁股坐在铜罐上边那一层泥巴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抽了一袋烟。他突然想，如果这一罐东西不是自己的祖先埋的，是村里哪个财主为了转移财产，将财宝埋到这破窑上来了呢？这完全有可能，土改时，村里的周万山就是隐瞒财产不交，民兵将他吊起来打他也不交金条，当审问到第九夜时，周万山便一索子吊死在窗户上，他一死，这罐东西当然就遗忘在这荒山上了……

这样一想，窑匠便感到事情复杂了。假如是自己的先人埋在这里的，他现在拿回家名正言顺。假如不是自己的先人埋的，那么这不义之财是不能拿回家去的……

他静静地抽过三袋烟，转而又想，谁也说不清这东西是哪朝哪代哪个人埋在这里的了。既然是在自家祖上的破窑边挖出来的，当然就是郑家的东西。

他终于想明白了，等到天黑尽后，将这一罐东西提回家去。

这时村干部马月得却走过来了，他老远便喊：“窑匠你坐在这泥巴里干什么？我检查卫生来了，去看看你家的卫生搞得怎么样。”

窑匠说：“我想在这里盖两间猪圈，没什么事做，喂几头猪。”

“喂猪好，这总比服侍瘫子好。”

窑匠从泥巴里站起来，递了一支烟给马月得。

马月得一看泥巴上的烟头：“窑匠你看你坐在这里一口气就抽了一地的烟，你现在的烟瘾怎么这么粗呀！”

“自从到城里服侍瘫子，烟瘾就大了，他们家里是当官的，烟多，我就从早到夜一支接着一支抽。”

马月得便笑，点燃烟，悠悠地抽着，然后便和窑匠讲起了猪。俗话说，读书人讲书，作田人讲猪，这猪的事情一讲起来就没完没了了。

窑匠郑石贵答非所问，心不在焉，把个马月得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用异样的目光上下打量了窑匠几眼，然后说：“窑匠你今天怎么啦？这猪身上的事，我们村里就你最明白，你今天何解迷迷糊糊了。”

“何解呀，我没有迷糊呀！”

“走，去看看你家的卫生状况。”马月得懒得和他再讲猪的事了。

窑匠陪着马月得屋前屋后、厨房、厅堂、楼上楼下看了个遍，马月得然后在他家的大门上贴了一张“清洁”，这才告辞走了。但走出去几丈，又回过头来上下打量了窑匠一番。

窑匠郑石贵想，这马月得是村里的精怪，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他的眼睛。说不定，他已经看出了破绽。

他又回到地里，坐在泥巴里一支一支地抽着烟。太阳落山的时候，老婆打起“嗬呵”喊吃饭了。

窑匠说：“你先吃吧，我要干完这点活儿才收场。”

老婆却说：“这又不是赶季节播秧，盖间破猪圈，明天再搞！”

郑石贵只好说：“好啰，我就回来。”他突然想到，这东西千万不能提回家里去，老婆是一把漏嘴巴，什么事情到了她的嘴里，一夜就会传遍全村。

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这新挖的泥巴地里转了一圈，终于想明白了，吃过饭之后，天就黑尽了，趁着老婆收拾厨房的时候，他就赶紧将这罐东西挖出来藏到屋后的红薯窖里。

回到家里，像往常一样，洗了手脸，端起那只蓝花海碗便吃。但是，今晚才吃了几口，却怎么也吃不下，吃了半碗，他就将碗放下了。平时，他是餐餐要吃三碗饭的。

老婆惊讶地望着他：“你何解呀？”

“我不想吃了，吃不下。”

“你着凉了吧？”老婆用手在他的额头上摸了摸，似乎又没感觉到发烧。于是，老婆又安心地埋头吃她的，她吃完两碗饭之后，便端回碗筷收拾厨房去了。

于是，他立马又操了锄头出门，先将屋后那个藏红薯种过冬的地窖门挖开，然后再到破窑边的废墟上将铜罐挖出来，整个塞了进去，又将口封上，这才洗了脸，又坐到桌边上来。

女人一脸的惊讶望着他问：“你怎么又去干活儿啦？”

“没，没干什么事。”

“你病了……”女人又在他的额头摸了一下。

他好像感到头重脚轻，两眼发花，像在云雾里一样。后来草草洗澡上床睡了。

他怎么也睡不着。他在想，有了这些钱后该派什么用场。例如要把这祖上留下来的屋子翻新一次，把那个废弃了多少年的窑重新恢复起来，然后要把青瓷烧出来，不能在他这一代失传了……

后来，他似乎隐隐地听见屋后边有什么响动，于是平静的心又猛地一惊，俗话讲：“路边说话，草里有人”，说不定刚才趁黑去埋那罐东西时，就有这家或那家的人在老远的地方偷偷看见。例如马月得，说不定早就盯上他了，他是一个死精明的鬼。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一个翻身下了床，随手拿了床头的手电筒，提着锄头轻轻地出了后门，又轻轻地将地窖门挖开，将铜罐提进屋来了。

可是又藏到哪去呢？抱着沉沉的铜罐，他愣愣地望着窗外冰冷的月光，不时直打寒噤。鸡叫过后，他才打定了主意，埋到水缸底下去。于是忙将一缸水倒了，将笨重的缸子移开，在下边掏了个坑，把罐填进去，又复将水缸移回来。定神看了看，好像是稳妥了，这才挑了桶到河里去挑水，挑了三担，才又将水缸灌满。

这一鼓捣，便将老婆吵醒了，老婆躲在暗处悄悄盯着他，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便说：“你是不是发了癫，深更半夜起来，又是挖坑，又是挑水。”

老婆冷不防冒出，差点把窑匠吓倒在地。于是，他不得不把实情告诉了老婆，并再三叮嘱：“你这张漏嘴巴千万不能把这事告诉别人，如果人家知道了，就会半夜三更来打家劫舍，那我们就没命了。”

老婆再三保证：“就是打死也不告诉别人，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于是复又上床，却仍是睡不着。他突然想起，土改时，抄周万山的家时，水缸底下灶底下甚至床铺底下都掘地三尺。刚才将水缸弄来弄去，又是倒水又是挑水，搞得“叮当”响，难道没惊醒隔壁的人家？

他立马又起床了，又将水缸里的水一瓢瓢倒掉，将铜罐从缸底下取了出来，想来想去，便干脆将那只沉沉的铜罐放到了床上，抱在怀里睡。

于是鸡叫二遍了，又叫三遍了，冰冷的一只罐被他们的被窝温热了。后来天就慢慢亮了。

他仍是改不了一天亮就要起床的习惯。但今天却刚一下地便两眼冒花，一个踉跄栽在了地上，老婆忙从灶房里跑过来，将他又扶上床去。

这时他的脸色极难看，后来居然呕吐起来。他真的病了，一个从来就没病过的人，骤一病倒显得蛮吓人。

请了医生来看过，说是伤风感冒。打了点滴，吃了药，却就是不见好转，一连三天粒米不进，起不了床。

后来，他们实在是没了办法，便去请五根到家里来跳大神。

五根算了算，说是犯了冲煞，家里放了不吉利的东西。

五根跳过一夜大神之后，窑匠郑石贵对老婆说：“我们是草根八字，命苦，命里受不下这一罐财宝。”

老婆也说：“就是这一罐东西带来的邪气，五根算得真灵。要不，吃了药打了针，何解病就不好呢！没福分的人，是得不了这些财宝的。以往没有金银财宝。我们的油盐柴米日子还不一样过来了……”

于是，窑匠郑石贵便和老婆翻来覆去想了一通夜，他们认命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一罐东西不宜在家里久留，保命要紧。

他们两口子提着这一罐东西送给了支书老万。他们说：“这是屋后的破窑边挖出来的，我们交公了。”

支书老万却怎么也不愿接受这一罐东西，他说这东西放在他家是一个祸害。

窑匠郑石贵说：“我这是充公，是交给村上的，当然只能交给你老万。”

老万说：“村上又没有办公场地，只能放在我家里，而放在我的家里迟早是一个祸害。”他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金子，他怕担不起这个责任。

推来推去，后来他们便提着这一罐东西跑到坪上老屋来找我，问我该怎么办。

支书老万说：“这一罐东西是在郑家的废窑上挖出来的，这就是郑家的东西，跟村上没有关系，我不惹这个麻烦。”

窑匠说：“我的命薄，受不起这一罐财宝，我充公难道还充错了？”

我说：“凡是从地下出土的文物，按法律规定，都属国家所有。这一罐东西，村上也无权保管，应该送县文管所去。”

于是，支书老万便带着窑匠郑石贵，还另外叫了两个壮劳力护送，当天下午专门将这一罐东西送到县文物管理所去了。

县文物管理所给窑匠郑石贵发了一个证书，外加3000元奖金。

后来，通过省里的专家鉴定，这一罐东西是宋代中期的。最有价值的还不是金条，而是那些瓷器，都是汝窑瓷器中的极品。专家还说，就那一个八角形的器皿，它在香港市场的拍卖价，便超过了那二十根金条一百倍的价钱。

于是，坪上村人便疯传，说窑匠挖出的那一罐东西价值连城，就是将一座平江县城买下来都足足有余。

村里有人骂窑匠郑石贵是一条蠢卵，别人去挖死人墓都要挖，你窑匠在自家破窑上挖出的东西，何解不晓得提到广州去卖给那些文物贩子……

不管人家说什么，窑匠却是充耳不闻。他说，命里只有三格米，走尽天下不满升。

此后，他夜夜陪着长贵，陪着老场长汤样保在禾场上看贺戏子唱皮影子戏，他听得那么入神，笑得那么开心。

窑匠说，只有贺戏子才是坪上的宝，有贺戏子在，就没有不开心的日子。

作者：彭东明

责编：陈虹宇

来源：坪上书院